刘志丹是新中国36位杰出军事家之一，也是陕北红军的关键人物之一。他曾亲自组建部队，为革命事业在陕北开疆拓土，并且其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让国民政府感到恐慌。那时，国民党甚至在报纸上公开宣称，刘志丹领导的部队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，还有二十多万游击队、赤卫军和少先队。这则消息的公开，恰好为长征中迷茫的中央红军指明了方向，最终促成了红十五军团与红一方面军的会师。

按理说，像刘志丹这样的革命功臣，应该得到应有的重用。然而，现实却并不如人所愿。刘志丹在中央红军抵达之前，长期遭受猜疑，甚至曾被关押。好不容易恢复自由后，他依然没有得到信任，只被交给了一支游击队。最终，这一系列的打击使得他悲壮地牺牲，几乎成了“以死明志”的英雄。

刘志丹的忠诚和能力深得部下的敬重。其老部下贺晋年曾经带着不解的心情问道：为何不将78师、81师从其他地方抽出来，交给刘志丹做军长？如果这样安排，也许他今天不会死。

回顾刘志丹的革命历程，他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。早年，他与陕北另一位重要的红军人物谢子长曾发生过矛盾，爆发了著名的“三嘉塬缴枪事件”。然而，刘志丹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最终打动了谢子长。在谢子长身受重伤之时，他依然支持刘志丹，推荐他担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。英雄间的惺惺相惜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虽然刘志丹在西北地区获得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权，但他的职务依然处于“特派员”的下级。那时的特派员权力巨大，若手腕够硬，往往能逐步上升为该地区的最高领导。比如，张国焘被中央派到鄂豫皖后，苏区的同志们都非常尊敬他，认为他有苏联背景。然而，张国焘后来却因为行事过于凶狠，成为了红军的一个不光彩的历史人物。

在陕北，最为显著的“特派员”之一是朱理治，他的到来给红军带来了巨大的困扰。1934年11月，郭洪涛向北方局报告，指出红26军存在“右倾取消主义”，并要求派人整肃。北方局的孔原偏听偏信，决定派朱理治前往陕北，带着整肃任务。朱理治带着强烈的偏见来到陕北，开始对红军内部进行清洗。很快，他就联合其他领导人开始了大规模的“肃反”。很多陕北红军的领导人，包括刘志丹、张秀山和高岗，都被错污为“右派”，被关押入狱。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引发了当地群众的强烈不满，甚至郭洪涛也意识到，逮捕张秀山是一个错误，刘志丹和高岗绝不是反革命。

正当红军面临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时，尽管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大捷，但敌军的兵力还是压倒性优势，陕北的革命根据地处境危险。幸运的是，中央红军的到来及时扭转了局势。

1935年，毛主席、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带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北上，经历了长途跋涉，身心疲惫。9月的俄界会议后，中央红军仍未能确定下一步的去向，毛主席甚至计划进行长期的游击战。当毛主席得知刘志丹部队的消息后，心中渐渐有了目标，决定向陕北进发。

中央红军的到来，成功解救了刘志丹等人的生命。一位曾与刘志丹被关押的人回忆道，如果毛主席晚到四天，可能就没有他们的命了。然而，即便中央红军到达后，刘志丹等人的处境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。刘志丹依然被安排领导游击队，高岗则被派到内蒙古带领一个十余人的骑兵团。高岗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当时我觉得自己像被流放，是苏武牧羊，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，倒不如出家当和尚。”

刘志丹和其他领导人为何仍被这样对待？最主要的原因是郭洪涛和朱理治等人依然在压制他们，采取了不恰当的安排。当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，毛主席立即叫停了“肃反”，要求停止审查和杀戮，一切听从中央的决定。然而，正值国民党大军压境，毛主席很快便亲自带领部队去一线作战，并委托张闻天处理“肃反”问题。

张闻天带领一个领导小组，深入瓦窑堡，对这些不实的指控进行审查。然而，戴季英等人依然坚持以“案卷”和“口供”为证据，强行指控刘志丹等人是“右派”。这些冤屈让刘志丹深感痛苦。在东征前夕，刘志丹对张秀山说：“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，等上了战场，让他们见识见识。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搞清楚这些事情的。”

此时，刘志丹的心中已经决定“以死明志”。后来，他在三交镇指挥作战，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，英勇牺牲，年仅34岁。他的死给陕北红军带来了巨大的打击，许多曾与他并肩作战的人至今深感遗憾。1942年11月，西北局的一次高层会议上，贺晋年愤怒地表示：“刘志丹出来后，为什么只给他游击队？为什么不给他带78师、81师做军长？如果这样，或许他今天不会死。郭洪涛同志必须为此负责。”